近5年来，中国家电企业掀起海外布局新高潮，这其中既有企业全球市场布局的考量，也受到日益升温的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影响，而伴随RCEP的生效 ，我们的“近邻”东南亚，正在成为中国家电企业展开海外布局的“热土”。

　　中国家电企业因何押注东南亚

　　作为较早布局东南亚的企业，美的2016年收购接手了日本东芝位于泰国的冰洗工厂，并获得东芝白电全球40年品牌授权，此次收购盖因美的自身具有拓展东南亚市场的规划，即贴近消费市场，服务本地消费者，而这也是中国家电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的根本动因。

　　而在美的以外，近年来诸如三花的越南零部件工厂，新宝的印尼注塑、组装工厂，则更多受到“中美贸易战”影响。2019年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和地区高举关税和贸易保护大棒，商贸领域“逆全球化”趋势抬头。出于规避贸易壁垒的想法，中国家电企业亟需寻找新的转口贸易据点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衣带水，同时得益于“一带一路”政策推进，RCEP成员内部关税下降，促成了中国家电产能转移至东南亚的天然优势。

　　譬如新宝，美国是其第一大市场客户，伴随美对中国产商品课税加重，走出国门建厂能够帮助新宝的海外客户有效降低税负成本。此外，由于美国奉行“原产地规则”，即进口商品中，原材料和组件至少需有35% 以上在出口地本土采购，也促使新宝等生产商不仅是简单地将成品零部件搬至东南亚组装，同时还在当地构建了注塑工厂，增加本地产组件在整机中所占比重。而作为家电零部件供应商，三花同样有此考量，既为就近客户，又为避税降本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企业而言，“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中”，也可有效规避供应链风险。以疫情期间为例，如果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，企业便无法有效向海外客户供货。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接招，中国家电企业海外投资布局，建设本土化生产基地都已成为大势所趋。

　　目前，美的在泰国已投资有6大工厂;而海尔在泰国也兴建了成规模的工业园区。在越南，三花拿下了大片土地，除已竣工的一期工程外，二期和三期也在规划建设中。而小家电企业除新宝外，诸如电动牙刷代工企业赛嘉、电机生产企业卧龙等也先后将工厂布局到了东南亚。

　　近期，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一行也走访了东南亚家电市场，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提到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都在积极招商引资，推出优惠的税收、土地、补贴政策，“可以感受到目前东南亚各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持更为开放态度，各国也在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以吸引中国产能转移。以越南为例，其本身是靠外资撑起的国家，因而他们在各方面都十分注重加强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。再如美的方面提到，目前其泰国工厂的订单量非常不错，这些订单一部分来自东南亚本土需求，一部分将出口至北美等地，目前产能已经不太够用，未来将有进一步增资扩建计划。充足的订单量，让企业有长期经营下去的意愿。”

　　据越南工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越双方贸易额达到1720亿美元，2024年前4个月，双边贸易额达到596亿美元，中国目前成为越南146个投资伙伴中对越投资数量增长最多的国家。而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，2018至2022年间，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685亿美元。

　　两大核心障碍待解

　　有企业出海相关经验的宣鹏告诉中国家电网，东南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关键区域市场，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群体能量很大，甚至掌握部分国家核心经济命脉，大量华人对于中国具有天然亲近感。近些年，伴随中国在经略东南亚关系上的大量战略投入，整个东盟的向心力是向中国靠近的，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在该区域的长远布局谋篇。他提到一组数据，在黑电领域，中国内地现有产能在1.2亿台，但越南一国已经拥有4000万台产能，达到中国产能的1/3.不过，现在中国家电在东南亚生产的产品中70%-80%用于转口贸易，本地销售比例还不高，未来如何提升中国自主品牌在该区域的竞争力，是出海企业应聚焦的核心问题。

　　同时，他也提到，中国企业布局东南亚尚存几大核心障碍待解，包括基础设施落后，营商环境仍存在“掉坑”可能，以及中国品牌如何增强在当地影响力的困惑。

　　以基础设施为例，在中国内地的工业园区，“三通一平”即电力、给水、道路畅通和场地平整是基础保障，相关制度也较为规范。但东南亚国家的很多土地尚处于待开发状态，一些基础条件尚待完善，譬如东南亚各国电力普遍供应不充分，以越南为例，水力发电是其主要供电方式，但水电并不稳定，2023年夏季越南遭遇的“停电潮”甚至一度波及其整个产业链体系，因而越南一方面从中国进口电力，一方面为保工业用电，时不时会限制居民用电。此外，在工业园区的建设施工进度和效率上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内地也有差距，如中国一年的施工期在东南亚可能拖2-3年。

　　再如营商环境的“坑”，过去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过因政治风险、诈骗、劳工纠纷，甚至打砸抢等因素导致的失败案例，企业刚去时兴高采烈，几年后可能“自身难保”，增加了中国企业对于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。现在，东南亚各国政府虽然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，但落实到地方在招商力度和政策选择，以及服务能力、市场氛围上都有差异，如泰国“法治”环境相对规范，但越南“人治”因素和灵活性更大，国家间、政商间诸多层面的干预对于企业投资也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推动中国家电企业出海尚需一套长效机制，无论是外交、行业、市场端，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穿针引线，在其中起到“润滑”作用。